正文

　　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月辗转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月20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年11月王明抵苏至1932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年8—9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国也调整政策。

　　1933年1月I7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年1月26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人签名，于1934年4月20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4月20日、9月16日、11月24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年11月，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月，王明在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入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份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1933年秋，王明与即将返国的中国共青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黄药眠谈话。王明说：中共应在战略上实行转变，逼迫蒋介石抗日。王明又说：国民党虽是我们的敌人，但已不是最主要的敌人，由于日本已损害了国民党的利益，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英美派利益，国民党中下层甚至高级军官都可能赞成统一战线。王明进而分析道：中共工作之所以不能打开局面，就是因为党的政纲与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不一致，而得不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①

　　王明的这番谈话给黄药眠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观点与王明并不一致。当黄药眠向米夫辞行时，米夫要他转告国内“还是照旧的方针领导”。②黄药眠返回上海后，迅速把王明的意见转告给当时的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人黄文杰，上海局又通过地下电台将此意见向江西苏区作了传达。③但是王明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博古等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响应。

　　①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243、221。

　　②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243、221。

　　③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页244。黄文杰自1933年春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至1934年4月担任组织部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接替叛变国民党的原中央局书记盛忠亮担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长。1935年2月19日黄文杰被捕，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参加中共长江局工作。

　　由此可见，从1933年初开始，随着共产国际酝酿策略转变，王明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联系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形势，为中共设计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有别于旧时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主题的路线，其核心是：共产党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应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应改变过去的关门主义和一系列过左政策，投身到民族救亡运动中去，并在这场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王明的新思想，一方面来自于共产国际，另一方面也有他个人的思考，因而走得比共产国际远一些，这也是国内的博古等拒不接受王明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王明在莫斯科频频谈论统一战线问题时，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正处于没有发言权的地位，故而未见毛泽东有任何谈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面对红军严重被削弱及国内的新形势，毛泽东正急谋中共的出路，恰在此时，张浩（林毓英）化装潜入陕北，带来共产国际七大和王明的新精神，毛的思考与王明的思路一拍即合，故而有旨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然而，毛、王虽一致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人的侧重点却大相迳庭。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极具现实主义色彩，而王明则对之过于理想化。

　　毛泽东迅速接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号，但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统一战线，首先缓解陕北的剿共危机，解决红军和共产党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共产党和红军的更大发展。在瓦窑堡会议后，毛决定立即成立旨在瓦解进攻陕北苏区的东北军、西北军的白军工作委员会，以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成效。

　　王明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则远比毛泽东“高蹈”，他的眼光并不在陕北，而是在南京。王明把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争取全国范围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头号争取对象就是蒋介石。1935年8月20日，陈云抵达莫斯科后，王明才真正了解到红军的实力已大大受挫。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8月25日至27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把反蒋抗日统一战线改为联蒋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底，王明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不断刊文，呼吁国共合作抗日。1936年1月4日至9日，《救国时报》连载王明的文章《第三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主张。只是当传来蒋介石在1935年12月镇压北京学生抗日游行的消息后，王明才被迫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

　　毛泽东和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差异自1936年后逐渐显现出来。毛泽东力主利用一切反蒋矛盾改善中共的地位，王明则强调支持蒋介石为全国抗战的领袖，坚决反对各地方派的反蒋活动。1936年下半年，围绕“两广事变”，毛泽东和季米特洛夫、王明的矛盾终于爆发。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以“反蒋抗日”为由发动“两广事变”，中共闻之立即表示支持，称其具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①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提出以中共为中心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并且强调“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② 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推动与包围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的谈判，6月，中共方面已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签订了停战秘密协定。然而，中共联络西南的活动并不顺利，西南方面拒绝了中共的建议。7月，两广方面与蒋介石妥协，事变得到平息。尽管如此，中共方面仍取得重大收获，毛泽东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陕北的生存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帮助毛泽东做成了这笔“无本生意”。

　　但是，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却遭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责。两广事变爆发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起中国内战，以便利于掩盖对华北新的进攻”的一场阴谋。③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讲话，他说：“不能说，在政治方面，在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他们完全成熟了（指中共领导人——引者注）和做好了准备。”季氏强调将抗日与反蒋并举是“错误的”，中共和西南方面联合反蒋也是“错误的”，他要求中共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并给国民党发出公开信，表示自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立场。季氏重申，中国现阶段一切均应服从反日斗争，他并建议中共以“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代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④

　　①《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5月1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25。

　　②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3日发出的党内文件《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中文原件迄今仍未公布。此处引文转引自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32。此段引文的真实性可以从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中得到确定，该宣言激烈抨击蒋介石“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表示中共愿“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只是这份对外发表的公告没有像党内文件那样，直接表明抗日应以中共为“中心”。参见中央档案馆编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 册，页30、31。

　　③ A·康托洛维奇：《是烟雾还是挑衅》，载苏联《消息报》，1936年6月10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91。

　　④参见A·季托夫：《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K·库库其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70-372、334－335。

　　季米特洛夫对中共的指责得到了王明的支持。王明在莫斯科撰文，婉转含蓄地批评国内同志恪守过时的反蒋抗日的政策。王明问道：“为什么中共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①

　　这场围绕两广事变而引发的“反蒋抗日”问题的争论，以毛泽东完全接受季米特洛夫、王明的意见而告结束。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的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知，决定采用“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

　　这是毛泽东主政中共后第一次与莫斯科打交道，它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毛泽东有了自己对付莫斯科的一整套方法，这就是对“远方”的指示，适合口味的就办，不适合口味的就拖延不办；如果“远方”的压力太大，则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对其做过加工后再执行。总之，务求莫斯科的指示与中共的发展不致有太大的冲突，更不能与加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相冲突。毛泽东最后接受“逼蒋抗日”的方针及和平处理西安事变，②就是依据了这种策略。结果，莫斯科虽对毛泽东阳奉阴违不满，但都因毛泽东最后还是贯彻了“远方”的意图而原谅了毛。

　　毛泽东因有求于莫斯科而对季米特洛夫无可奈何，但是，对王明则是另一回事了。1936年之前，毛泽东对王明虽无好感，但两人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与毛交恶的是博古、张闻天等人。现在王明跟着季米特洛夫的后面鹦鹉学舌，指责国内同志，这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对抗。只是1936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还未完全确立，王明在国际国内均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还无力与王明正面冲突，但是，王明的举措已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了防范王明影响的扩大，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毛开始在核心层散布对王明的不满，③公开向党内的同志表明自己的心迹。

　　①王明：《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又题为《新中国论》），见《共产国际》（中文版），第7卷，第4、5期合刊，1936年8月。

　　②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明确表示反对中共关于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打算。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于1936年12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命令中共必须“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提出“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以前对蒋介石采取的错误方针，敦促中共必须“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并且认为中共直至1937年1月还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参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Edgar Snow:Rcd Star Over China（London：RandomHouse；1979），P505．

　　毛已预感到他在党内的真正对手是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