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直接有关的中共几次内部整肃斗争“肃AB团”、“肃托洛茨基派”（“肃托”）和“抢救运动”，都是以“肃清国民党渗透奸细”、“肃清反革命”和“肃清汉奸托匪”等名目进行的，然而每到运动后期，党的上层都发现，兴师动众开展斗争所取得的实际结果与原有的估计大相迳庭：所发现和已被镇压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再来进行一番甄别和抚恤工作（但为了维持领导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问题人物”不予解脱）。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轮肃反斗争又在酝酿中，……在毛泽东主政的年代，这已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导致残酷的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份估计，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

　　毛泽东的极左的肃反观是中共对国民党屠杀中共政策的激烈反应，以及他个人对国民党特务活动超常估计的产物。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中共和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对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任何人都未超过毛泽东。且不论王明等人从未执掌过军队和肃反机关，即使作为中共情报肃反机关创始人的周恩来，在对待“敌情”的估计上，也从未像毛泽东那样持如此极端的态度。由于对“敌情”的极端警惕和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审查和防范措施，在江西和陕甘宁边区，中共确实挫败了多起国民党针对中共的破坏活动。但是，从总的情况分析，国民党对中共组织所造成的破坏基本限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在中共区域，由于中共组织的高度严密化及对社会的全面和彻底的控制，国民党的渗透几乎不可能，国民党特务活动对中共的危害远小于中共肃反所造成的自相残害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利用“肃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又一直是毛泽东功利主义政治谋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在谋取个人对中共武装的控制、进而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长期斗争中，具有极强自信的毛泽东对来自党内的任何异见都予以强烈的排斥，尤其对向他个人权力挑战的举措更是怀有高度的警觉。为了打击党内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毛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善于巧妙利用来自莫斯科的口号和条文，“拉大旗作虎皮”，或自创罪名，将反对派和潜在的反对分子指为“反革命”。在镇压“AB团”的过程中，毛发明了“扯起红旗造反”的概念，用来打击党内那些敢于向其权威发起挑战的人。抗战时期，他又放任康生制造“红旗党”冤案，把一大批共产党员打成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特务”。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更是创造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概念，把大批被诬为“叛徒”、“特务”的老党员、老干部投入监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尽管毛泽东肃反手法多变，与一味屠杀党内同志的斯大林有明显区别，但两人在利用肃反消灭政敌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毛泽东运用肃反手段打击党内不同意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个人地位之强弱成了决定毛肃反态度变化的基本因素，表现在肃反手段上也有显著的差别。在毛尚未掌握全党领导权之前，其肃反手段更直接且更具残酷性；在毛实际已控制中共后，为维护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贤明和公正的形象，他对运用肃反手段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则稍存谨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纵一收之术，以威慑为主，以镇压为辅，且擅长幕后操纵。但在其个人地位完全巩固后，毛的暴戾之态复又重现，对使用肃反威慑手段解决党内问题的兴趣愈来愈浓。

　　一、苏维埃运动早期（1930—1931）。

　　这个时期江西中共根据地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个人在全党的地位不仅还未确立，甚至在根据地内部，毛的领导地位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对。偏于山沟一隅，远离上海中央，给毛泽东提供了行动上的充分自主性。为了实现其个人对江西红军的全面控制，毛将“野性一面”（“虎气”）充分发挥，“山大王”的气质不加丝毫约束。结果，由毛泽东直接参与，在赣南造成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共产党员无辜被杀的人间惨剧。①

　　①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据初步统计，在这一阶段，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 人，而至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团”分子1000余人，这一数目尚不包括在这之后根据地内党政机构被杀党员的人数。主持江西苏区“AB团”第二阶段的是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杀对象主要是参加富田事变的赣西南红军的干部，以及赣西南地方政权的的干部，具体的死亡人数说法不一，若加上闽西“肃社党”中被杀人数，在中央苏区的肃反惨祸中被杀害的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资料来源：—、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页634-37；二、《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三、《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1年5月），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四、《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631；五、廖盖隆1981年9月23日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廖盖隆在1980年12月10日也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六、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册，页262；七、《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二、延安前期（1937—1941）。

　　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使中共所处的环境大大改善，在中共内部，毛泽东也取得了优势地位，并正积极谋取对中共党领导权的全面控制。但正是在这个时刻，莫斯科对中共的影响力也得到恢复。在新的形势下，迫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毛开始收敛个性中的“野性的一面”，而有意显示作为全党领袖的气度，对中共核心层的不同意见，一般多用迂回、曲折的方式予以分化、消解。在党内斗争中，主要诉诸政治策略的运用，而较少显示暴力震慑。但是，国共长期兵戎相见造成的警觉意识以及对党内外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防范并未有丝毫减退。尽管毛不再、也不能将肃反手段直接用之于党内上层的政治纷争，也没有再重演“肃AB团”那样大规模的镇压事件，但对于党内中下层的假想敌却继续沿用肃反手段。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后放任康生及其保卫机关在延安及各根据地推行“肃托”的镇压政策。历时数年的“肃托”，其残酷性和血腥性并不亚于1930—1931年的“肃AB团”，只是规模较小，且极端隐蔽。

　　三、整风时期（1942一1945）

　　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加强和巩固，毛故态重萌，再一次祭起肃反的宝器。面对党内知识分子大规模的不满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蔓延，毛迅速决定将“肃托”、“反特”、“肃奸”正式纳入整风轨道，以便使全党在自己的新权威下彻底就范。毛泽东有意放虎出笼，支持和放纵康生将原处于秘密状态下针对少数重点对象的肃反手段公开施之于党内，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已身为中共领袖，他十分清楚，在延安的干部和党员中根本不可能有大批“托派”、“国特”和“日特”，因此毛执意在党内开展肃反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在全体党员的心目中植下对自己的崇拜和敬畏，所以毛声明，在审干肃反中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于是，从形式上看，1942—1945年的整风审干运动远没有“肃AB团”事件那么残酷。

　　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中共肃反政策，由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维定式，加之毛泽东出于其个人目的滥用权力，对肃反有意误导，久而久之，致使中共领导人和广大高、中级干部培养成一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的习惯：阶级敌人既可以是“国民党特务”、“暗害分子”，更可以是党内任何有异于当道意见的分子。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肃反运动，中共组织和广大党员都闻风而动，积极予以响应，不管有无确凿证据，先挖出一批反革命，运动后期再说。至于这种运动的方式对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伤害，则是从不予以考虑的。

　　作为极左的肃反政策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运用这一套手法对付他的假想敌人时确已达到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地步。虽然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毛的操作形式有所不同，但极左的肃反观却是一脉相承，其基本精神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只是毛泽东的角色变幻莫测，忽跃至台前，忽退隐幕后，致使人不易看清毛的真实意图和毛在历次肃反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