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③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③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的。①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②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科的。 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而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④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年3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

　　据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⑤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⑥

　　①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新疆赴苏，于1937年春抵达的说法是错误的。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89；另参见郑育之：《王稼祥在上海养伤的日子里》，载《回忆王稼祥》，页78-81。郑育之系作家周文之妻，夫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3至6月，王稼祥在沪等候苏联轮船的三个月里，一直秘密住在周家。

　　②胡耀邦：《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2。

　　③师哲：《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回忆王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页83。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页329。

　　⑤王稼祥（遗作）：《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⑥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页356－357。

　　在没有进一步史料证实季托夫的“伪造说”以前，笔者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这一说法。虽然“口信”一事确实存有不少疑点，例如，在共产国际6月11日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中并没有涉及对中共领导人个别评价的内容，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会在如此敏感的重大问题上向王稼祥个人作出明确的表态？为什么共产国际竟会没有这次会见的正式文字记录？

　　种种迹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讲述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见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认。因为，如果不经斯大林，季氏似无胆量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自作主张。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王明的后台与恩师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敌”的罪名遭到处决。季氏利用这一机会，或为显示其“革命的原则性”有意对王明表示轻慢，或受“阶级斗争”之习惯思维之影响对王明表示某种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虽与王明私交其笃，王明唯一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抚养，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风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所创造的革命功业，亦在情理之中。

　　斯大林在1938年属意毛泽东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国只是为了“帮助”毛，而无赶毛下台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对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却无惩治王明的念头，因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

　　王稼祥带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学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断言，王稼祥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 ①向青教授的上述叙述是完全错误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遗孀朱仲丽也只是说，王从莫斯科带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见”。如果共产国际果真有这份“从组织上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袖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难道会将其束之高阁？事实是，当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就立即决定召开中央会议，让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员郑重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季氏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即是共产国际的化身）。毛泽东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确有共产国际的书面意见，毛一定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式公布，绝不会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中，都没有这份“文件”，可见，1938年7月，共产国际没有颁布过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时确实带回了一份共产国际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说的那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①参见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页391-392。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对毛泽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终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认。现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强，下一步就是要对王明等发起全面反击，来巩固自己的中共领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