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正遵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将学风和党风学习纳入到干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忽然间，运动的风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各单位又迅速开展了以反对“小广播”为中心的反对“自由主”的斗争。

　　所谓“小广播”，与“脱裤子、割尾巴”一样，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创造出的政治新词汇。“小广播”系指和党的宣传口径等“大广播”相对应的、在同志之间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的私下议论。

　　被中央总学委列为“极端危害党的大患”的“小广播”有下列五种类型：

　　—、泄露党的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行动。

　　二、散布与党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看法。例如，传播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

　　三、有关对整风运动目的的怀疑和议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

　　四、攻击党的领导，“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

　　五、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的宣传”，“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③

　　③《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470。

　　那么，最有可能散布这些反革命“小广播”、“实际上变成了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又是哪些人呢？中央总学委的《通知》提示各学委会必须严密注意下列对象：

　　一、在思想和组织上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二、“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这些人敌我不分，“对‘私交’可以无所不谈”，“就是反党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朋友”。但他们“对党的组织可以欺骗隐瞒，甚至听到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不报告组织”。

　　三、“喜欢溜门子”，“打听个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的人。①

　　具有上述三种表现的人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中央总学委并不想把运动仅限于这三种人中间，因为在广大普通党员中，因历史、职业、地域、个性等背景的相近，“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比比皆是，而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逻辑，凡具有这种特性的人皆有成为敌人“义务的情报员”的可能性，所以《通知》明令“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自己与严正的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的报告出来。”②

　　如何坦白？中央总学委这一次又创造出新的办法，每个干部必须填写“小广播表”！

　　中央总学委规定：各机关学校应根据《通知》的精神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并将其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③

　　①《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470。

　　②《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68－470。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页470。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强制广大党员交代自己的言行，涉及面如此广泛，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尚属头一回。虽然在这之前，延安的党员和干部已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普遍写出反省笔记，但反省内容大多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如今更深入到个人的私生活领域，调查党员的私下言行和个人间的交往，这反映了毛的“思想改造”极端强制的一面。

　　尽管《通知》通篇都是“党的原则”、“党的纪律”、“党的团结”等意识形态术语，但调查党员私下言行毕竟与要求党员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其正当性颇令人怀疑。于是，针对党员中有可能出现的对填“小广播调查表”的消极不满情绪，中央总学委又“适时”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1942年末，围绕动员填“小广播表”一事，各机关学校布置反复学习毛泽东1937年所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毛的这篇演讲稿与其说是论述自由主义的论文，勿宁说是毛在阐述其理想中的共产党员人生哲学的范式。毛在这篇演说中撇开“自由主义”一词的规定性，对它作出新的解释，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的一般习惯。毛所要反对的自由主义，除了指政治思想上与党的路线背离外，重点是指党内的“一团和气”，换言之，就是在共产党员中所存在的“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现象。现在，重新翻出毛泽东当年的报告，把“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自由主义”和眼下要肃清的“小广播”串联起来，为反对“小广播”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反对“小广播”的通知下达后，延安宣传媒介的反“自由主义”的宣传攻势紧紧跟上。1943年1月19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在整风中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机关学校除了动员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外，还纷纷组织以反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作为反“小广播”斗争的试点单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委会早在11 月20日就布置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大会历时十九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学校领导机关广泛搜集“犯自由主义”的材料；第二个阶段，动员师生展开互相批评；第三个阶段，则将斗争重点转移到“犯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错误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和事件上。①

　　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即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向每个工作人员发出考试试题，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

　　二、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它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它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呢？②

　　①《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②《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37、338。

　　上述试题与半年前中央党校学风考试的内容已完全不同，延安的干部在遵命填写“小广播调查表”，搜肠刮肚地检讨自己的自由主义错误时，愈来愈对整风运动的转向感到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