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周恩来、任弼时等为扭转抢救、审干中的极端行为直言相劝毛泽东，究竟有无作用？毛泽东是否立即采纳周恩来、任弼时等的意见，下令纠偏，停止运动？与人们一般的推测相反，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纠偏。对于刚愎自用的毛泽东，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必须转弯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所谓“适时纠正”的恰当时机，只有他才能决定，勿需别人多嘴。

　　毛泽东一点也不认为抢救、反奸有什么过错，他不是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吗？他不是提出反对“逼供信”吗？如此，继续运动又有何害？无非是过左一些，无非是受一点委屈，可是又没要你们的命，多坐几天班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对广大干部真正有所触动，“两条心”、“半条心”能转变为“一条心”吗？

　　当然，对于任弼时、周恩来等的意见，毛泽东还是会加以周全考虑的，因为毛心里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毛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收抬眼下这个局面。

　　恰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客观上促成了毛对“抢救”的刹车。

　　季米特洛夫电报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

　　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之外，而应该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

　　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份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

　　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它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

　　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

　　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

　　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①

　　季米特洛夫来电是一个严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毛泽东已彻底放开了手脚，事实上，当毛决定向国际派摊牌之时，他就没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共产国际虽解散了，苏共和苏联并没解散，现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党内高层斗争的最新动态，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以间接的方式对毛泽东发出警告，并且特别关注王明、周恩来的政治命运，似乎也影射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

　　季米特洛夫的来电特别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为可疑，此说亦对毛泽东构成沉重打击。

　　接到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精密部署，②除了频频向苏联驻延安代表详剖心迹，强调整风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时、周恩来与苏联代表谈话，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泽东同时加紧对王明的“诱”、“压”，迫使王明承认错误，让莫斯科无言以对。

　　①原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件资料集）》，页295-96（莫斯科：1986），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郑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页2－3。

　　②接到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来电后，毛一时情绪激动，他在1944 年1月2日通过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给季米特洛夫发出一份复电。毛声明中共没有削弱对日本的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没有改变。针对季氏对周恩来、王明的关心，毛答复道：“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至于王明，毛掩饰不住心中的愤恨，在电文中说“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毛举出两个例子予以说明：—、王明过去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出来（在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也提到作者本人强烈感受到毛对王明的痛恨，在1943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写道：针对王明的新指控是“国民党同谋，反革命”，证据之一是王明曾被国民党逮捕，又给放了出来。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二、王明与米夫的关系可疑。毛对康生则表现出完全信赖的态度，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天以后，毛又后悔日前发出的电报可能会造成远方的误解，于是找到弗拉基米洛夫询问昨天的电报是否发出，他告访苏联观察员，前电可能不妥。紧接着，毛开展对苏联人的热情公关，据弗拉基米洛夫记载，1月4日，毛泽东夫妇单独邀弗氏同观京剧，毛向弗氏大谈他如何尊敬苏联，尊敬斯大林，尊敬那些过去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国同志，以及如何感激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199-200。1月6日，毛、刘、周邀请弗氏等苏联人畅叙友情。1月7日，毛单独访问弗氏，再一次谈他如何深深地尊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参见《延安日记》，页203。在谈话中，毛完全改变了原先对王明的强烈敌对态度，其态度之友善使弗氏大吃一惊。毛请弗拉基米洛夫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电报，并告诉弗氏，团结的方针同样适用于王明。参见《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944年1月3日），《弗拉基米洛夫转毛泽克给季米特洛夫电及情况说明》，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第4期，页51-54。另参见《延安日记》，页190、185－86、199－200、202－205。

　　毛泽东出台的措施可谓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党内斗争，毛偏在此时召开上层会议，逼使所有同僚检讨、反省，用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检讨堵住莫斯科的嘴，给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实；莫斯科指责康生的反奸肃特是执行敌人的分化破坏阴谋，纯属胡说八道，延安的整肃全在毛的一手指挥下进行；莫斯科讨厌康生，正说明康生对毛的忠诚不贰。毛全然不顾莫斯科的警告，照样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来电后继续抢救、反奸的极端行为似乎已显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此时的苏德战场形势已明显有利于苏联，而中共的未来将有赖于斯大林的支持，对莫斯科的意见毕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党内怨言继续蔓延终将损害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况且，审干、反奸、抢救所要达到的震慑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实现，现在应是调整政策的“适时”时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听取康生作的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新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现在应该进行甄别。毛泽东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同意进行甄别工作。①在这次会议之后，延安的“抢救”开始逐渐落潮。但是，毛泽东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运动骤然停下，避免广大干部对运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1944年初，延安各单位纷纷接待绥德县“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该团由绥德师范师生组成，他们住在社会部所属的交际处租用的旅店，每天分头到各机关、学校做“现身说法”式的报告。其中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描述自己怎样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专门施用“美人计”引诱革命干部……尽管毛泽东已开始看手准备“纠偏”，但是却放任“抢救”、坦白的闹剧继续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报纸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寿的“防奸经验”，他的质朴、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群众性反奸运动的成效：

　　特务好象面没起，蒸的死面馍，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虚的。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领导我们生产给人民服务的干部杀，叫大家成了没王蜂。特务的坏种子下到边区来，我们要用耙把它耙出来，再拿镢头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请政府拿政府尖镢去挖，一定能挖掉，连根拔了才干休。认特务要细心留意哩，好象认眼镜一样，看究竟是烧料的还是石头的。自己认不清就到政府叫干部认，一定可以认出来。希望大家今后对卖眼镜的、卖烂衣服烂鞋袜的、卖药的、野鸽医生、算卦的、担葱的、卖蒜的、跟上黑驴驮炭的各种来历不明的人，都要好好来盘查。对破坏开荒的、胡说坏话的人，要细心考查，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报告政府。②

　　由此可见，“抢救”错了吗？一点也没错，边区的群众难道不是已经普遍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警惕吗？

　　对钱来苏一案的处理，也反映出毛泽东欲维护“抢救”的复杂心态。自“抢救”运动开始，一直被软禁在交际处的钱来苏心情极为抑郁，多次表示后悔当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欲救无力，只能等毛泽东的最后发话。

　　1944年2月8日，毛泽东在交际处处长金城呈交的有关钱来苏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即钱来苏，引者注)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③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8－80。

　　②《谢觉哉日记》，上，页580。

　　③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页186。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提出应予钱来苏优待等，但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肯定钱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特务，毛泽东的模棱两可，为保留“抢救”成果预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