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2年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延安各重要单位的整风领导机构已开始秘密将运动的重心向审干方面倾斜。此时此刻，毛泽东最大的需要不是别的，而是一批从事地下破坏活动的“特务”：为给整风转入审干的必要性提供生动、直观的充足证据，毛需要特务；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极左肃反观出发，毛也相信延安有大批特务。

　　1942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就审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借王实味事件大加发挥，明确指示要在干部中发现托派、国特和日特三种坏人。毛并暗示审干反特的重点对象是知识分子。毛对审干的策略和方法也作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都要冷静观察，此项工作应有计划的布置”。

　　然而在毛泽东6月19日讲话后，延安审干的“战绩”并不明显，也许是毛的“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发挥了作用，除了破获了中央党校“吴奚如特务案”和“王实味、成全、潘芳、王里、宗铮五人反党集团案”等几个案件外，一时乏善可陈，延安大多数机关和学校都还没有挖出特务的捷报。

　　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10月19日，毛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怒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11月，毛更有意扩大审查范围，指示不仅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还要查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半条心”。

　　康生对于毛泽东这种焦灼和愤怒的情绪心领神会，他在经过“冷静观察”和“有计划的布置”后，迅速向毛泽东奉献上一个特务标本——张克勤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是康生精心培育的一株“奇葩”。1942年9月后，康生在挖出“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后，即在其直辖领地社会部情报学校——西北公学，开辟了一块审干试验田。

　　设在延安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其前身为社会部主办的保卫干部训练班，经常有学生三百多人，1943年在校学生有五百余人，由社会部副部长兼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任校长，社会部第一局局长李逸民任副校长。该校的重要领导成员还有汪东兴（中社部第二室主任）、毛诚（女，延安时代曾任中社部秘书长）和吴德（1942年被调入西北公学，负有监视李逸民的秘密使命）。①

　　①《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在康生的主持下，1942年夏秋之际，西北公学日常的情报训练业务活动已经停止，成为秘密审干的试点单位。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原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作为情报侦察干部的候选人员被调入西北公学接受训练。从张克勤各方面的情况看，他被康生看中选为特务标本，实属“理所当然”，因为张克勤太符合一个“特务”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他简直就是康生臆想中的特务世界的一个标准的特务。

　　在这里，我们暂且站在康生的角度，为张克勤整理出一份政治和历史履历表：

　　姓名：张克勤

　　性别：男

　　年龄：十九岁

　　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家庭成份：自由职业者

　　本人成份：学生

　　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何时入党：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国民党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共代表林伯渠介绍调回延安。

　　主要社会关系及政治面貌：父樊执—，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朱方兰，1939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党。

　　党组织对张克勤近期表现的考察：一、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称，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二、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共产党自首人员的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三、延安鲁艺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这份人事材料对于张克勤实在是太不利了，纵使张克勤满身是嘴，他也澄清不了履历表中所反映的大量疑点，因为按照康生的逻辑：一、张克勤年仅十九岁，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特务最容易从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二、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的中共组织早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延安也一直采取派遣特务打进来的策略；三、张克勤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复杂，父、妻皆是叛党特务，张克勤必然受到反动家庭的思想影响，甚至极有可能已经叛党；四、重庆方面与张克勤迄今仍有通讯联系，寄信人就是特务；五、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出张克勤自首的消息，虽然同名同姓的人不少，但难保不是延安的张克勤；六、有外单位揭发材料，且不论揭发是否属实，揭发本身就说明问题。为什么别人没被揭发，而只揭发张克勤，且揭发人又是与张一同前来延安的。

　　有了上述六个方面的推理，张克勤已被假定有罪，下一步就是取得当事人的口供来证实假定了。

　　1942年11月间，遵照毛泽东审干要“有计划的布置”的秘密指示，在康生、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几位领导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王涛江、毛诚开始在汪东兴办公的审洞里提审张克勤。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来延安的？”张把自己来延安的详细经过叙述一遍。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来延安干什么？”张陈述自己是由兰州党组织依正常组织手续介绍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

　　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正式切入主题了，审讯者单刀直入对张克勤说：“已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被这突如其来的提问震住了，但他迅速冷静下来，坚决否认指控，并为自己的清白辩解。

　　审讯者开始向张克勤迂回进攻，他们将主攻方向转移到张克勤的家庭关系——盘问张的父亲（医师）与其病人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审讯者步步深入，坚持要张克勤承认其父与国民党官员有着政治上的特殊联系。

　　此时，或许是审讯者并未真正掌握张克勤其父叛变的确凿证据，一时拿不出过硬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张克勤并不知道其父在他赴延安后已叛变的消息，因此双方陷入了僵持局面。

　　入夜，一枝腊烛早已点完，李逸民和大多数审讯者主张暂停审讯，集中研究下一步的审讯战术。但是汪东兴却援引他在江西中央苏区搞肃反斗争的经验，坚持应连续突击审讯。于是李逸民、吴德、汪东兴等分成两个小组，对张克勤施行“车轮战”，他们自己轮班休息。

　　可是，直至“第三天天快亮时，蜡烛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这时李逸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打了一个电话，但未料却遭到李克农的批评。李克农指示，关键时刻已到，应该继续审讯，并派人送来一箱蜡烛。

　　这样，审讯一直坚持到第三天凌晨五时，张克勤果然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了。

　　在三天三夜轮番“轰炸”下，张克勤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一旦缴械投降，马上就进入到与审讯者密切合作的新阶段，换言之，审讯者要什么，张克勤就提供什么，其主动、积极与几天前的顽抗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张克勤身上表现出的积极变化，使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欣喜异常。在康生、李克农的指示下，李逸民、汪东兴等迅即将张克勤“包装”完毕，第二天就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张克勤似乎也具备某种“表演”才能，在会上，他“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来延安搞特务活动”。

　　当然，张克勤只是一具供人摆布、操纵的玩偶，这场活剧的真正导演是中社部的大人物，因为张克勤活剧已具备了上级领导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他的现身说法中，不仅有自己参加特务组织的内容，还有揭发同伙的内容——张克勤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当然包括那个最先揭发他是特务、与他一同从兰州来延安的朋友。最后，张克勤交代的最精彩的一笔是，他还谈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张克勤衷心感激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表示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①

　　①《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12-15。

　　这样，一个既具特殊性，又有普遍性，兼能体现党之感召力和对自新特务给出路政策的“特务”样板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了。“张克勤特务案”向延安干部和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特务已渗入中共各要害机关，“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张克勤案”也给全党一个提示和启发：出身于知识分子，来自于国统区的干部，在政治上是最不可靠的，而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十之八九已被国民党渗入，成了执行国民党“红旗政策”的红皮白心的“红旗党”。

　　对于康生及其后台，张克勤案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为在延安和各根据地全面推开肃奸、反特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张克勤案”的被破获充分说明，对于被怀疑对象事先假定有罪，再运用各种手段取得口供，以证实假定，是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获得口供的过程中，使用诱供、套供、逼供，再辅之以心理感化，任何顽固的堡垒都可以攻克。

　　从破获“张克勤案”中还可以总结出对敌斗争的一条成功经验，这就是办案人员首先必须破除右倾思想，只要肃反干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车轮战，疲劳战），再狡猾的敌人最后也会缴械投降。

　　如此观之，“张克勤案”对康生及其后台的好处实在太大，一方面，它为打击周恩来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党制造了舆论；另一方面，又为毛泽东的“反右倾麻痹”、“开展反特斗争”的论断提供了生动、直观的证据。攻下张克勤，不仅是反特斗争的一个重大战果，而且通过此案还创造出一整套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反特斗争提供了可供仿效的样板，同时又可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培养、锻炼党的肃反保卫干部。

　　果然时隔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大后方的四川、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所破坏，而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在热火朝天地批斗着各自的“张克勤”、“李克勤”、“刘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