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

　　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贡献的文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张如心等纷纷撰文，赞颂毛泽东“深刻地灵活地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阐明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马列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①陈伯达、艾思奇、和培元都是毛泽东当时所亲近的“笔杆子”，陈伯达、和培元更是毛泽东的秘书，由这批“秀才”率先宣传毛泽东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中共高层领导不会不知其中的含义。

　　①和培元：《论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创刊号。

　　然而，对于中共领导层一班人而言，将毛泽东树为“理论家”却是一件新鲜事。长期以来，他们都知道毛擅长军事指挥，也都逐渐信服毛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干。自长征结束以来，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领导成为事实，也被众人逐渐习惯以至承认，但大家在心理上还是将“理论家”的名号与张闻天、王明联系在一起。尤其张闻天这位前党内“总负责”，现在也还在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和马列学院，所以当周恩来于1940年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也就情不自禁地将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评价向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和盘捧出。谁知周恩来的传达竟遭到毛泽东的当头棒喝，毛怒斥道：什么理论家，背了几大麻袋教条回来！

　　既然张闻天都够不上“理论家”，那么与张闻天差不多的王明背回来的更是“教条”了。周恩来称不上是理论家，至于康生、任弼时、陈云等更是与“理论家”搭不上边。在毛的眼中，领导同志中除了他自己以外，具有理论眼光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1941年后，刘少奇似乎进入到一个“理论喷涌期”。他在盐城的华中局党校开始频频作各种大报告。他不仅谈“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也谈党内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传统。他甚至学起毛泽东，站在哲学的高度谈论起“人的阶级性”、“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以及“人性善恶”等抽象命题来。

　　从当时毛泽东的立场和角度看，刘少奇的大部份观点虽然都可以接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例如，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参议会发表的演讲“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1942年10月10日在返回延安途中于北方局党校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都回避了毛的“新民主主义论”，而大谈中共应坚持“三民主义”。刘在“人的阶级性”的报告中还发明了“封建阶级党性”的概念。①这些都是毛不能同意的观点，因此，即使刘少奇颇具理论水平，但中共党内真正的理论家只能非毛泽东莫属。

　　进入1942年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势已如日中天。2月8日，延安举行“泽东日”，徐特立、萧三作关于毛泽东生平报告，听众千余人。现在将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地位加以鼓吹，已刻不容绶。此时，一个原张闻天属下的留苏派马列教员张如心站出来为之起劲摇旗呐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张如心原名张恕安，于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属国民党左派，后转变至中共阵营，三十年代初返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随长征到达延安，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的马列学院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此人政治嗅觉颇为灵敏，早在1941年2月即在其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可惜当时未引起广泛注意（他的文章名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当时谈“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比比皆是，人们很难注意到张如心在这篇“八股腔”文章里宝贵的“诗眼”。但是有一个人却注意到了。1941年12月底，张如心被调至毛泽东身边，任毛的读书秘书。1942年2月8日，张如心为“泽东日”作《怎样学习毛泽东》的报告。2月18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对“毛泽东主义”作了阐释。显然，未经许可，张如心不可能提出这个概念，而在《解放日报》上提出如此重要的概念，陆定—、博古必定事先将其文章送审，向毛泽东、任弼时请示汇报或打过招呼。

　　“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一经登报，马上流播开来。1942年7月1日，邓拓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但毛泽东经过全盘思考，感觉“毛泽东主义”一词有所不妥，遂于1943年4月22日复信给凯丰，声称自己思想还未成熟，现在还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②在毛看来，称“毛泽东主义”也许有些刺眼，因为斯大林也只是提“列宁——斯大林主义”，还未敢提“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似乎担心这个说辞会引起莫斯科的不快。再说，称“主义”虽然好听、好看，却无什么创新，这可能也是搁置“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原因。

　　①《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57-58。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页434-35。

　　就在这个时刻，王稼祥似乎觉察到在“毛泽东主义”问题上出现的微妙的僵局。1943年7月5日，他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且作了阐释。整风深入后，王稼祥作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处于被整地位，心情压抑，他对由他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室的工作不闻不问，对其下属的请求汇报一言不发。此时，王稼祥竟挥笔写文谈起“毛泽东思想”，向毛泽东献上一份厚礼，再明显不过是企求毛泽东网开一面。但是，王稼祥作为“错误路线”代表人物，又不深刻检讨，仅凭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想溜之大吉，是万难成功的，有资格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总结的人，只能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

　　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党的第二号人物、“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的肩上。无论是张如心、邓拓还是王稼祥，资历和地位皆不够格，只有刘少奇才堪此重任。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盂什维主义思想》，继而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著名的《论党》），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此，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首创者——版权归刘少奇，以至二十多年后，刘少奇被毛泽东抛弃遭受残酷批判时，还抱屈叫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他首先提出并号召全党奉为指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