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这番讲话实际上已标志中共战略思想正发生重大改变，也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派势力开刀的预兆。时下，他们都乐意听到毛这种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民族自尊感的话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已久的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论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创造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这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志力一旦结合，确实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能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力量。②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658-659。

　　②参见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页177。

　　1935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换言之，有“君”之实，而未有“师”之名，是令毛泽东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样创建“师”之理论体系，如何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

　　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①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②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③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④

　　①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②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③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④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317-319。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鸣，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领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应部份与会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阶段作过《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会上做《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①王明的上述看法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

　　①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637-638。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份的证实。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