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在中央层陆续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扩大自己的胜利，同时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布置将反对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党的中下层。

　　经过数月的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式登场，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毛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所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怒斥留苏派只是“言必称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 ①现在毛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又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②

　　毛的这番话已迹进《何典》风格，充份展现了毛个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羁的一面。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表明他已决心全力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昭示全党：毛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此时的毛早已被公认为全党的领袖，他也完全习惯了这个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样直接与普通党员见面，现在到了“定朝仪”的时候了。毛需要选择一个代言人，由这个人向延安各机关学校传达毛认为有必要公诸于众的指示，以显示毛的威严和神秘。毛泽东所选择的代言人正是康生。

　　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二千二百余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康生尤其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生动的说明”，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有一点知识”。③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三千多干部传达毛的《反对党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告。在这几次大型报告会上，康生极力发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延安三万干部中迅速传播开来。

　　①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表现之一。毛的这句名言在延安不胫而走，再也没人敢钻研《资本论》一类的经典著作。1949 年后，毛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年），页4-5；另见王惠德：《忆昔日》，《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9-81。

　　②上述内容在收入《毛选》时已被删去，题目也被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③《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

　　问题是毛泽东为何舍任弼时等不用，单单挑选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慑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深获毛的信任。与毛的其它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亲和性。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想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的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作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中宣部自身就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十分知趣，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核心上层，这个所谓的“教育委员会”还没开展工作就无疾而终。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决定自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中宣部部长由另一个国际派人物、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理。

　　凯丰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就是整风运动所要打击的目标，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的学习》的文章。凯丰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开口“毛泽东同志”闭口“毛主席”，他以指导者的身份告诉延安的读者，“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凯丰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和“紧跟”来换取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使自己继续留在革命的指导者的行列。①

　　尽管凯丰对宣传毛的有关整风指示竭尽了全力，他为了“赎罪”还自鞭自责，检讨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的整风报告作为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②但为时不久，毛还是派了自己的秘书、既非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③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将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①《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③凯丰在1942年上半年整风运动的初期还十分活跃，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但是毛泽东不放手让凯丰负责文艺界整风，而是亲自挂帅，同时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月2日，毛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代部长一职。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121。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浓雾，广大中下层干部并不知道眼下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地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再现了前几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将革命引入中下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着眼于夺取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经过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对党的上层斗争毫不知晓的普通党员强行拉入到这场已见分晓的上层角逐中，果真有这个必要吗？在目前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全部转入政治学习，在道理上能站住脚吗？

　　毛泽东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除了中央核心层领导干部，上至各根据地多数领导人，下至广大中下层干部都不甚明白。不过，毛并不担心他们一时跟不上自己的步调。毛作为革命的策略大师，对运动如何进行自有安排，各级干部只需顺着毛的思路，照着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于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被毛泽东有意夸大了。事实上，王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党的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之中，在军队和党的中下层影响甚微。无论在红军时代，还是在抗战阶段，中共的主体都是军队，红军将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博古。①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军中确实存有崇拜苏联的气氛，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在一段时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实，但军中文盲比率极高，众多官兵文字尚不识，一些党员干部“听也未听说过马列主义”。②中共虽对少数高级军政干部进行过短期的马列基础教育，但这种教育以“少而精”为原则，受训干部只能略知马列皮毛，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谈得上“教条主义”！显而易见，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

　　①罗瑞卿在瑞金时代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参见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85。

　　②李维汉：《回忆中央党校》，载《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391。

　　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身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毛此举决非是无事生非，小题大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1941—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份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份传统的混合物。

　　1942年后，毛得心应手，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思想革命的四项原则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展开，毛泽东的“新解释”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话”，成为中共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