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仅参加了部份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担架抬着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①

　　①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①显然，王明是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 日，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着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自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

　　张闻天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一”！②

　　在博古、张闻天之后，杨尚昆、朱瑞等被划入“教条宗派”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发言中也都对自己以往所犯错误表示忏悔。

　　①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②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页15-16、8-9。

　　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开幕式的演说和4月30日向大会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都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也分别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中的错误各自作了检讨。彭德怀在4月30日的大会发言中还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将自我检讨与歌颂毛泽东结合起来。他说：华北抗战八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中央的许多具体指示规定是分不开的，与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有赖于华北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①

　　中共领导干部在七大上做公开检讨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检讨的人无非是两类人，一类为留苏干部，即“教条宗派”分子，另一类为中共老干部，即“经验宗派”分子。毛泽东的亲信均不在做检讨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间是一个备受代表们瞩目的人物。与会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审干、抢救运动中蒙受打击，现在他们都得到甄别，党也承认在抢救运动中出现过偏差，因此他们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会上对此问题作出检讨。然而这些干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康生的所作所为皆为毛泽东所批准，他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毛泽东也不愿看到康生在七大会议上受到指责。

　　大会本来计划安排康生做审干、反特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以七大应解决党在当前斗争中的任务为由，取消了康生的报告，改由他在大会作发言。

　　5月2日，康生在七大第六次会议上作对毛泽东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言。康生在发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评，引起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毛、刘于是专门安排曾积极参与领导中央党校审干的原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会作专题发言。

　　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会议上作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就势大谈审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强调，审干十分重要，有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这些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并且已经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古大存称，在抢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古大存在发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的教训（1944年被国民党破获，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南委负责人涂振农被捕叛变），强调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警惕。他批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党的审查，他说，有些同志因审干受到冲击而对审干表现的那样愤慨。古大存指责道，这些人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袒护嫌疑分子，这里骂，那里骂，操他娘×你妈，他们为什么不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牺牲的同志，却因个人情绪受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粤北省委被破坏，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过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的同志们以后从这个教训里面去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②

　　①《彭德怀年谱》，页297。

　　②参阅杨立：《带刺的红玫瑰花——古大存沉冤录》，页32-34。

　　此时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伤害到周恩来，因为大后方的党受周恩来领导，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作为南方局的下属机构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批评大后方的党不重视反奸斗争就是批评周恩来，且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抢救高潮中，周恩来曾主动为那些受到打击和怀疑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作出证明和辩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逻辑，周恩来的行为也称的上是“袒护嫌疑分子”和“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了。

　　古大存虽是一位老党员，却不懂“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发言说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彭真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全面地表达了毛、刘、康、彭在抢救问题上的观点，客观上为康生等作了掩护。于是，大会期间，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赏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领导人在全党面前自我羞辱，与会者虽然对康生强烈不满，但大家对他却无可奈何。

　　属于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护。彭真在中央党校领导整风审干，曾伤害过许多干部，同样引起党内的不满，但是彭真等皆被划入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大旗之下，他们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条宗派”分子和“经验宗派”分子那样受到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