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在中共上层犹如引发了一场七级强地震，对王明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共核心层随即发生急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他已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独揽中共党、军一切大权。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显现分裂迹象的王明营垒更加分崩离析，王明等开始丧失与毛争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衰竭下去。

　　作为毛泽东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被毛泽东锁在笼中。从莫斯科返国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风光岁月仅仅维持了一年，王明初抵延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泽东的安排，在某些节庆场合出来点缀一番，其政治上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一步步进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职。

　　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

　　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43年，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①

　　① 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

　　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

　　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

　　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

　　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复信给王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份，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①

　　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②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① 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70；另参见《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38-139。

　　②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8。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要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份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

　　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面，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①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

　　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②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余，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

　　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③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

　　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④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6。

　　②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88。

　　③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58。

　　④参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1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3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3。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安迥异的氛围中，①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

　　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地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②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到师哲侧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③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

　　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于延安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④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⑤当场将周恩来挡回去。

　　①邓颖超在1984 年的一次谈话中，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上述事实。她说：“当时长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个人管个人的工作。”换言之，长江局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统掌一切。参见《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73。

　　②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5、136-137。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⑤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页126。

　　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①

　　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材……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②张闻天的学生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给他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

　　1941年9月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③

　　①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0－481。

　　②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2。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5。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但在长征结束后他就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①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份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②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③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①有资料显示，凯丰在1938年武汉工作期间不同意王明与延安对立，尽管在长江局与延安的电报中均有凯丰的署名。

　　②参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326。

　　③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上写道，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参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胀，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国际派人马能重新聚合起来，对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国，以为王明能担负起这个领头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在南京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打探有关王明在苏联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告知苏联《少共真理报》（即《共青团真理报》）刊有王明一论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将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转告他，“以便译介”。①但是王明返国后的表现却令博古失望。虽然博古在武汉长江局期间和王明相处堪称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过去的历史问题，王明马上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自己一贯正确的姿态，使博古对昔日的同事彻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长时间留在重庆工作。博古已预感到自己迟早将成为昔日朋友献给毛泽东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① 参见《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29。

　　国际派大将所暗存的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里，毛充份利用他们之间的各种芥蒂和矛盾，施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将王明等分别孤立在各个被动的地位。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入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